从李鸿章所处的朝代来看，他是不是汉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是不是一个可以根本改变国家命运的近代政治家。

在“反清复明”者眼里，即使不充当后来丧权辱国的签约者，为满情皇室服务的李鸿章也必是板上钉钉的“汉奸”无疑。

从李鸿章所处的朝代来看，李鸿章是不是汉奸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是不是一个近代政治家，因为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最需要的不是只懂洋务的外交家，而是把握世界发展潮流、变法图强、力挽狂澜、根本改变国家命运的近代政治家。

官僚与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，前者没有任何政治抱负和政治理念，最大的追求是做官不是做事。

史实证明，李鸿章恰恰不是一个近代政治家，而终究是个封建官僚。他与一般官僚的区别，仅仅“比较开明”、比较干练。

李鸿章的所有“历史问题”，关键均出在这里，所以，即便他表现得再怎么“敬业”，或肝脑涂地，或殚精竭虑，也注定成为不了“历史伟大人物”。

纵观李鸿章的“洋务”及外交生涯，的确是时代的产物。耻辱外交，首先罪在不肯西学的皇室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然而“卓越眼光”的李鸿章像喋血的戊戌六君子一 样看到了改变国家命运的根本并致力作为了吗？没有！而断然拒绝孙中山革新政治上书的魁首，不正是这个位高权重的中堂大人吗？他所致力的“洋务”，只是迎合 “老佛爷”的权宜变数，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是避实就虚，隔靴搔痒的产物——从外务与内务的区别来看，他对“内务”的理解和把控能力实在有限。

甲午战争之前，无数忧患之士对开创北洋的李鸿章抱有幻想，期待这位中堂大人以改良拯救中国社会。史料记载，那时二十几岁的孙中山就是无数忧患之士中的一员。他曾千里迢迢从广东跑到天津找中堂大人，向李自荐，希望依靠李鸿章“仿效西法，以等自强”。
孙中山的想法代表着其时相当一部分忧国青年的初衷，结果却是一厢情愿的幻望。中堂大人的现实表现把孙中山的幻想击得粉碎！上书被弃之不睬。
幻望破灭的孙中山终于看清，李鸿章这个人“既无主义上的信念，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解，并且年已老迈，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。”说到底，不过是个骨子里抱残守缺的官僚。

在看清李鸿章这一点上，梁启超比一般人看得更准更早。梁启超给李鸿章的结论——称李鸿章为“庸众中的杰士”，所谓“庸众中的杰士”，毕竟还是“庸人”而已。
而梁启超接下来说李鸿章“不识国民之原理，不通世界之大势，不知政治之本原。他沙上建塔，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”……这里，依笔者看，很有延伸的必要。
依笔者观之，以李鸿章的智商，他极有可能是“揣着明白装糊涂”。他未必不知政治之本原，之所以“沙上建塔”，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，是为讨好“老佛爷”的心思，力保“拼命作官”的人生理想。
这位以“拼命作官”为毕生追求的中堂大人，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，在他眼里，政治信念是个虚无的东西。他绝不会用已经满足的权力去冒“变法图强”的风险。

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人们大都看清了中堂大人孱弱的精神底色，他又在“国家危亡之机”出场了，却还是上演一场屈辱历史连续剧的主角，而其主子又“不好意思”当这个“主角”——他的“忍辱负重”，原来忍的是民族的辱，负的是权贵的重！
有识之士终于看清：他终生所致力的“洋务”，只是迎合皇室的权宜之计，隔靴搔痒，不堪一击！

盖棺论定，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给“中堂大人”一个结论——

他不是近代史上一个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家，而仅仅是飘在历史长河上、随波逐流的大一点的官僚，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