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品中正制，又称九品官人法，曹魏时期由陈群创立。“九品”指上上，上中，上下，中上，中中，中下，下上，下中，下下九级来区分人物高下。“中正”"是专职品评人物的中央官员；“品”即“品状”，指在籍的言行和居官的才能政绩。
对九品中正，后世多有诟病，《新唐书柳冲传》云：“魏氏立九品，置中正，尊世胄，卑寒士……夫文之弊至于尚官，官之弊至于尚姓。”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指出：“高门华阀，有世及之荣，庶姓寒人，无寸进之路。选举之弊至此而极。”时至今日，高中历史提及九品中正，则从西晋刘毅的“八损三难”中提取出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来盖棺定论。多年义务教育普及下来，一般学生对于九品中正为何而设知之不深，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却深入人心流传甚广。
钱穆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的前言里强调，评议历史制度要从当年的时局状况入手，他提到：“任何一制度的创立，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，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……纵然时过境迁，后代人都不了解……但到底这不是一秘密……这是我们讨论该项制度所必须注意的材料。否则时代已变，制度已不存在，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，决不能恰切符合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真确的用意。”经济学中，这“实际的需要”被称作局限条件。局限条件一改变，当时通行的制度、行为的利害关系顿时大变，原本顺利运转的制度，可以变的寸步难行。用经济学的角度，我们就说这项制度变贵了。“贵”包涵了两层含义，一是制度的运行成本上升了，二是制度的产出下降、得不偿失。柳冲、赵翼乃至当今之学子，分别身处唐、清与当代中国，天下承平已久，科举(高考)制度运行通畅，寒门才子得以出头，国家可以招募栋梁。回首看魏晋南北朝的人才选拔机制——九品中正，把社会治理成“贫、弱、愚、乱”集于一身，自然会觉得九品中正制比之科举是过于昂贵了。
于是，个有一个问题不问不爽：当年陈群是吃错什么药了，非要设立九品中正制呢?不回顾当年的历史局限，还真不容易回答。
九品中正取代汉代的察举制度而来。所谓察举，是由汉代地方官员推荐地方人才，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“举孝廉”。察举地方人才到中央，必须符合两个要求：一是品评人必须客观地评价居民的德行；二是地方与中央必须有密切联系。
考核德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地方官身居要职，职务繁忙，相当于郡县的“CEO”，要他在处理地方大小事务的同时，承担起“人力资源总监”的职责，可不容易。这不仅要求地方官有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觉悟，还要求他有一双识人的慧眼。两汉之初天下承平、政治清明、官员用命，就算官员眼神稍微差一点，也不会故意推荐白痴，所选往往是中上之材，察举制运转正常。但随着王朝推移，缺乏权力制衡，地方官腐败的问题越演越烈，官员见了银子，哪里还管所推举的人是不是“孝廉”?正所谓“说你行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”。钱眼即开，这时官员有没有慧眼，已无关大局。至东汉末，民谣云：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；举孝廉，父别居。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第良将怯如黾。”可见汉末时局变化后，察举的第一个要求已不符合，无法选拔真才实学的人，其效益相当低下。社会需求的制度，乃是选拔者识人且秉公。到九品中正制，这两点都得到了改善。政府于郡设小中正，州设大中正，以在中央任职而具才德的当地人担任，辅之以大批属员，直接到各地调查士人的家世与才能。中正一职从地方宫中分离出来，大大提高了选拔者的专业鉴别水平，同时明晰了责任，司徒监督大中正，大中正监督小中正，层层往下。虽然九品中正制仍然绕不开“谁来监督最高监督者”的死命题，但毕竟比察举制“便宜”、有效了许多。
察举的第二个要求——地方中央联系密切，在多数时候是不成问题的。然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，本来不成问题，随着局限发生变化，也慢慢成了大问题!东汉末年，历黄巾、黑山、白波、董卓等乱，人士流移，考详无地，中央与地方又讯息不通，察举制的成本，几乎接近无穷大。想想吧，董卓那厮焚烧洛阳、扬长而去，诺大一个都市，片瓦不存鸡犬不留，孝子廉才要活命，不得不背井离乡。到了一个新地方，可能住不了两年，又因战火烧至，再次搬迁。如此这般全国大流亡，人人互不相知，惶论考察德行?更重要的局限条件是，汉末三国的战乱拥有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剧烈和绵长，随之而来的是罕有的人口大萧条。汉桓帝永寿三年(公元158年)，算不上汉代的极盛时期，中国全国还能有1067万多户，5648万多人；而到三国鼎峙之时，时间过去仅几十年，魏蜀吴三家通共也只有147万多户，767万多人，比今天北京市的人口还要少得多，人口锐减将近 90％!令人触目惊心。天下纷乱至此，难怪原来的察举寸步难行。
三国鼎立，物竞天择，哪一国想要在战场上胜出都不容易，这场综合国力的较量中，人才较量正是重中之重。察举制即不可行，战争又急需人才，这两重局限条件交织而下，构成了对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巨大需求。九品中正为什么被选上?是什么原因使得九品中正看上去比别的制度“便宜”呢?这里必须谈及当时已有的一项非正式制度——乡议。
乡议，或称清议。虽察举制腐化，战乱后崩溃，但汉末民间仍然有品评人物之风。如《后汉书》卷九八《许劭传》：“劭与靖 (从兄许靖)俱有高名，好共檄论乡党人物，每月辄更其品题，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。”可见有少数名士主持乡议或名士清议，品名地方人才，私定品位，已成传统。又如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：“……乃释(韩)嵩之囚，以其名重，甚加礼待。使条品州人优劣，皆擢而用之。”可见在陈群制九品中正之前，曹操早已使用类似的品位制度，并且非常重视地方名士的意见。因此，九品中正绝非心血来潮突发奇想，地方名士的品议早已深入人心，有着深刻的社会积垫。陈群无非是顺应潮流，并统一各地的评议口径，将其纳入中央管辖。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，九品中正的制度创新成本十分低廉，各地皆有类似的民间制度，其实践成本也很低，很容易操作。从地方名士的角度看，接受九品中正能够扩大其影响力，获得真正的政府权力，何乐而不为?博弈的双方都能获益，这样的制度就很容易推行，经济学谓之：制度的供给价格低，需求就大。
九品中正运行之初，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：一日家世，二日状，三日品。“状”指政绩才能，“品”指言行品德。由于三国时政治军事上的需要，曹魏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。所以在品第人物上，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(其实初期高门弟子入选，往往也是因为乱世中高门所保留的经纶更丰富，其子弟更容易习得本领)，但在初期，恐怕更重才学。远非后世所谓的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。故曹魏人才兴盛，远非蜀汉、孙吴可比，最终也取得了三国角力的胜利。
与察举制命运雷同，九品中正运作多年，也因为缺乏民主和权力制衡，不可避免的陷入腐败与低效，这往往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通病。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)卷八提到：“然魏晋及南北朝三四百年，莫有能改之者，盖当时执权者，即中正高品人，各自顾问户，固不肯变法，且习俗已久，自帝乏及士庶，皆视为固然，而无可如何也。”一针见血。大意是说，从中央的吏部尚书到司徒到大小中正们，这些执政者往往位居中正高品，就各自提拔其家族门第，久而久之，高门愈高，寒门愈寒。用人不唯才而唯出身。至此，依靠九品中正来选拔人才的代价越来越高，对新的、更便宜的人才选拔制度的需求已在酝酿之中。
但另一个局限条件仍然紧紧维系着九品中正，那就是战争。魏晋南北朝战乱不断，客观上君主必须依靠豪门的力量来稳定朝政、抗击外敌。因此，“上品无寒门”不妨看作君主与高门的一种交易：你保我江山，我保你顶戴。君主是不会冒着被推翻的危险去触怒豪门的。即使选出的都是蠢材，但只要蠢材背后的家族力量能够协助君主巩固政权、南征北战，君主就不会去改革。
然而斗转星移、时过境迁，魏晋南北朝的战乱虽长，也总有个尽头。几百年后，隋朝一统天下，彻底改变了维持九品中正的战乱背景。当天下承平，九品中正选拔人才的低效就越发显露无遗。治世急需能臣，对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的需求极度高涨，隋文帝于是设立科举制，九品中正制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